冯仑一论
公益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好的对话,跟各种人都能打交道,否则我一个地产商,跟比尔·盖茨、沃伦·巴菲特并没有什么交集
公益改变了我和世界的交往方式
《中国慈善家》:距离你2004年大规模、系统性地介入公益慈善,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。请你总结下近十年来,你给中国的公益慈善带来了哪些改变?
冯:我觉得,做公益其实最主要的改变是自己,不是别人。
从你产生把口袋里剩下的两块钱捐给别人起,你就在改变自己了,因为你开始懂得帮助别人。十年的公益历程,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。做营利事业,更多的是从社会、市场中去索取。而公益,更多的是给予,它让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更正确、更丰富。在给予的过程中,你也会对索取有新的认识。比如说你在村里取水,你老是把大部分的水取走,长此以往,村里人都应该恨你了。如果你是一边取,一边给别人分一点,剩下的自己喝,大家都会说你好。
第二是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改变了公司治理,让公司的价值观更加正确。万通本来就有“守正出奇”的核心价值观,行事合规合法,因此20余年来没出过事。但是现在发现,合规合法具有局限性,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得到好处。因此,我们拓展了“正”的外延,让公司跟股东、员工、上下游供应链及社会,都保持良好的利益分享关系。这样,公司在道义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。我发现,近十年来,秉承利益分享的理念后,万通公司的生存空间在不断扩大。
第三是意识到治理、效率之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。以前认为做公益做了就完了,做多了发现做公益的学问挺大,比如说做公益要讲求资金的杠杆作用。阿拉善生态协会,第一年就几千万支出,怎样才能让这笔有限的资金产生最大的社会效应,这是我们当时关注的重点。推动政策变革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方向。我们拿出50万,资助一个课题组,花了三年的时间,终于推动了某个法规中的一项条款的修正。这就是做公益中花钱很少、影响很大的绝佳案例。这就是良好的资金使用产生的效果,从而更好地改变社会,让社会逐渐往向好向善的方向发展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作为两家百亿级大型民营企业的掌门人,按照你的说法,你投入到公益上的时间、精力多于商业经营。那么,你如何在公益和商业中间取得一种平衡?
冯:现在,我不仅要继续把企业做好,还要把公益做好。其实,现在万通的事我不大管了,只是立体城市这块新业务还在管。做公益,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,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社会的积极面,交了很多做公益的朋友。做公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,身上散发着人性的阳光,这让人特别开心。否则,在网络中生活久了,看到的都是闹心的人和事。
前几天在台湾,看到台积电CEO张忠谋的夫人在做义工,不拿一分钱,组织义工建设特别人性化的工业厂房。做公益,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快乐且充满建设性的世界里。可能我比较乐观,因此我一直说“丧事当喜事办,喜事当甜蜜事办。”
《中国慈善家》:我们在7月份采访过王石先生,我发现你们二位有类似之处,都积极地向西方学习现代公益慈善。同时,都希望引领中国民营企业家到海外做公益。在你看来,在你与西方世界产生联系的过程中,公益起到了什么作用?
冯:公益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好的对话,跟各种人都能打交道,否则我一个地产商,跟比尔·盖茨、沃伦·巴菲特并没有什么交集。
公益还改变了我和世界的交往方式。通过公益这件事,我跟世界上的很多公益组织都产生了联系。我去了三次世界地球大会,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里约,在这些场合感受国际社会对环境的看法、对地球命运的关心。在哥本哈根,我提出了打造立体城市的想法,回来就开始折腾。
所以,公益让我改变了很多。原来你不是特别纯洁的一个人,公益引导你往稍微靠纯洁的方向走,当然,你不可能纯洁到婴儿状态,但是,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人活着还是很有意思的。
冯仑二论
像爱佑慈善基金会、阿拉善生态协会、壹基金等,都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的标杆。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特有的
民营企业家把公益变成了社会建设的主流
《中国慈善家》:你在著作《野蛮生长》中,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“原罪”问题讨论得比较多。在万通公司的发展史上,民营企业的“原罪”问题也是万通公司多次讨论过的议题。迄今,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发展了30多年。那么,它们身上还流淌着“原罪”的血液吗?
冯:中国的民营企业,到今天已经没有原罪了。如果20年前、30年前的民营企业有一点原罪,那也是制度性原罪。所谓制度性原罪,是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完善造成的,而不是企业家个人的原因导致的。制度性原罪就好比一个地方天天流着污水,弄脏了别人的脚,你应该去批评排放污水的人,而不是去指责脚被弄脏的人。
其实国企也有一些原罪,有些国企也是通过抽来抽去的资本金注册成立的。这些事,最好现罪现治,逮住了就处理,没逮住就没有。如果有个别民营企业没有做好,那就要按现罪处理。
前段时间出了中石化蒋洁敏的事情,虽然民营企业里也有徐明这样的败类,但至少现在大家都心里平衡了。国企民企都有混蛋。夜总会里有坏人,也有处女,大家都是劳动妇女,这事说开了就完了,就没有那么多歧视性的事情发生了。因此,民营企业要更好地做,除了做好营利事业,打造伟大的公司,还要做令人尊敬的公益组织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发展企业,与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,你怎么看?
冯:现在大家批评权钱勾结,其实那不是钱的问题。权不干坏事,钱怎么会去找它?权钱勾结,权在前,因为权力行使不当,钱才跟着犯错误。前几年,大家都在说富人吝啬不捐钱,这两年都不说了,曹德旺、牛根生捐了那么多。但是这还不够,只有当不仅企业家积极参与,“人人公益”的理念深入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时,社会才会更和谐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你如何评价当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?
冯:中国的民营企业家,用30年的时间,把企业做成社会经济总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,用十年的时间把公益事业变成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主流。大家在一起讨论交流的时候,感觉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我注意到一个现象,你参与发起的公益慈善基金会,基本上都是由一批民营企业家参与的公益慈善基金会。在你看来,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基金会,有哪些优势?
冯:企业家的特质要求企业家在做公益时,要把打造治理良好、高效运作且公开透明的公益组织作为目标。这是企业家与其他群体在做公益时表现出来的不同点。
我发现,企业家做的公益组织效率相对较高,为什么?因为他天天在研究公司的运作效率,企业家就是寻求有限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一群人。此外,他们很注重公益事业的品牌和质量,所以像爱佑慈善基金会、阿拉善生态协会、壹基金等,都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的标杆。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特有的。我很推崇台湾的社会建设,但在这点上,台湾并不如大陆。台湾公民普遍的道德水准及公益心都很好,但从公益组织的效率层面来看,并非很尽如人意。新加坡的情况也大抵相似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现在,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似乎成为一种潮流。这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,乃至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?
冯: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参与公益事业,这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独有的现象。企业家参与公益,不再是简单地把它局限在个体生命的延续,而是从参与社会建设、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考量。
今天,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公益事业中重要的一股力量,其实是社会、政府、企业家自身三者的共同需求。公益组织越多,发展得越好,呈几十倍地发展,社会就会和谐很多,政府的很多工作就可以交给公益组织去做,真正形成“大社会小政府”的格局。
好多年前,我就跟马云[微博]讨论过如何做一家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,为什么呢?因为如果民营企业不被人尊敬,它就不可能成为经济的主流组成部分,大家就会怀疑市场经济。身为民营企业家,我还是比较自豪的。想想看,如果没有马云、李彦宏、马化腾,今天这日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。的确,这些民营企业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减少了交易环节,降低了交易成本。现在,房地产行业也要打造令人尊敬的公司,因此万通要做公益事业、做绿色建筑和立体城市。以后,当大家都觉得到国企、民企上班都一样,没准儿民企还更好玩一点的时候,社会就正常了,改革就成功了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与已经轻车熟路的商业相比,公益慈善对于企业家而言还是一块新领域。民营企业家在做公益慈善时,需要注意哪些问题?
冯:企业家在做公益时不要公知化,企业家比较从容,但在做公益时难免遭遇挫折,要怀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和改变它。公知就是生活在媒体里,天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。作为企业家,我们要生活在具体的事情里,要尽力把事情做好,做有效的公益,从中找到企业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定位。
其实改革是分两部分的,一部分是拆,一部分是建。以前我们比较注重拆,现在建就比较难。我觉得作为企业家,我们在公益领域做一些正面的事,那我们就能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。
冯仑三论
社会转型以后,出现了道德真空,现在是意识形态碎片化、空洞化,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精神世界
打造智库是未来公益的一个方向
《中国慈善家》:我注意到,你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,你是“站在未来看现在”。那么,未来,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局面?
冯:未来,企业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,比如说打造智库。现在我觉得,常规的公益捐款已越来越多,接下来,从公益本身出发,从不同的角度切入,从而参与社会建设,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情。
公益这件事,至少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向善,推动国民道德重建和自我重建。
四年前,我联合一些企业家在新加坡成立了世界未来基金会,这是中国公民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公益组织,我是唯一的捐款人,每年大概捐赠三五百万。迄今为止,做了两件事情,一件事是推动环境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,另一件事是资助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。总之,我们资助的是可持续发展,未来,新加坡的经验或许能够为大陆的公益提供一个发展路径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建立世界未来基金会呢?
冯:为什么在新加坡成立世界未来基金会?我就是在想,在不同制度的华人地区做公益,应该有不一样的经验收获。我们现在做公益,经验不足是其中很大的一块缺憾,我参与了八个基金会,但都是不同类型的,积累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做法各异,因此必须向国外的公益组织学习。
新加坡的公益组织,我的总体感觉是,在治理和监管上非常严格。这与大陆很不一样。对于新加坡的公益组织来说,财务透明、独立审计等都是必须的。这些层面,大陆的公益组织做得还不够好。
当然,世界未来基金会主要着力于回馈新加坡社会。世界未来基金会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移民的基金会,我没有移民新加坡,但是很多华人在那边是新移民。在新加坡,新移民的形象很模糊,甚至是负面的。我们建立世界未来基金会,一些华人新移民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做,虽然目前他们还没有捐款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世界未来基金会的未来定位是什么样子的,你在这个基金会上寄托了什么样的社会理想?
冯:世界未来基金会的未来定位现在还不是很清楚,我们一直在摸索。也有可能把它完全本地化,更多地回馈给本地社会。当然,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这部分,实际上对整个华人社会都会有一些借鉴意义。
也许,世界未来基金会今后会成为一个智库。实际上,我认为未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捐赠会投入到发展智库上,因为智库可以对社会建设、国民价值观的重建起到很大的帮助。现在,说实话,大家的灵魂都是乱的,需要形成新的公民文化和道德伦理。我们现在有8000万党员,2亿多有宗教信仰的人,其余的8亿多人都没信仰,灵魂都是飘着的。睡觉的时候一个灵魂,醒来后又换一个灵魂,导致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是不可预期的。假定我们把公民社会建设好,把公益慈善做好,至少大家都是向善的,向善之后价值观就会趋近,价值观趋近之后,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可以预期。
另外,道德重建很重要。社会转型以后,出现了道德真空,现在是意识形态碎片化、空洞化,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精神世界。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一是自我重建,通过建立信仰和学习传统文化获得;二是国家重建,国家要推广法制观念,让公众都相信法律。不相信政治家,不相信某个人,只相信法律。总统是靠不住的,但法律靠得住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在公益慈善领域打造智库型机构,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想法。这是否是受到了商业思维的启发?
冯:在商业上,企业家习惯去开发新领域,在公益上,同样需要去拓展新领域。现在整个公益领域还缺少一个智库,做一个公益智库以完善公益组织的构成,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。今年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任期届满后,在阿拉善我就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,可能会更偏重推动智库发展,争取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打造一家中国最好的智库。
智库的类型可以有多种,比如说专门研究如何帮助公益组织成长的智库,以及专门研究社会微观层面建设的智库。
《中国慈善家》:对于今后的公益慈善事业,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?
冯:未来,公益的事情我还会继续做,且会把精力花在对社会、个人有价值增量的地方,做到每一天的生命都有新的增量。我们去美国、台湾投资,这是生意上的增量。在公益上,开拓一些新领域,即是一种增量。这样的话,你在一生中就开了很多好头,生命自然在社会层面能够得到延续。参加公益组织,这玩意儿能延续,死了之后还能被写入公益史。做好事得留名,为什么?好让别人能够借鉴学习。不是学我,而是学这个时代,学这批投身公益的民营企业家群体。
【冯仑简介】
冯仑,195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,万通控股董事长;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;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;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;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;华本地产俱乐部荣誉董事长;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——"中城联盟"的发起人和"新住宅运动"的倡导者之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