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家称公众对我国慈善事业有三大认识误区，指出：

慈善≠“零成本”
高调行善≠动机不良
去行政化≠排斥政府

   近日，浙江某慈善组织规定，社工可从捐款中最高提成15%作为报酬，“慈善”二字，再次成为公众的集中质疑点。

    9月6日，全国人大常委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“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改革与发展”研讨会上表示，慈善组织不透明、官僚化等问题，固然值得公众警惕，但公众对我国慈善事业也存在三大认识误区。

    误区一：认为慈善事业不需要任何成本

    “这种观点十分流行。”郑功成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“其具体表现是：政府不愿给慈善事业以更多、更便捷的税收优惠，更罕有对慈善组织及慈善项目的直接财政支持；一些人只要听到慈善组织提取了管理运行费用，就会怀疑慈善组织‘行为不良’而愤慨不平；一些捐献者，则要求将自己的捐献百分之百地用于受助者等。”

    他指出，美国、德国、英国等很多国家都以立法形式确认，现代慈善虽然具有传统的道德教化功能，但更是社会分工走向更加专业化的一种职业工作，它需要大量专业人员来从事筹款、组织管理、善款分发和理念传播。在国际上，慈善组织的行政成本通常在其总支出的15%-20%。

    我国也有相关的立法规定。比如《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》明示：各级红十字会用于项目的支持费用不得超过本级接受捐款的6.5%。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也规定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%。

    但不少公众仍在争议，10%的行政成本是否太高？

    “慈善机构要租赁办公用房，要支付工作人员薪酬，还要出差考查受助对象，以及举行一切劝募劝善公益活动，等等，每年如果只有10%的运行成本，应当是非常紧张的。况且，我国的慈善组织规模通常不大，筹款能力大都有限，一些慈善组织其实是在艰难中维持。这也是我国慈善事业不能得到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郑功成表示。

    不少慈善领域专家均指出，这一认识误区反映了中、西慈善理念的差异。慈善组织的员工不仅是“道德人”，也是“经济人”，保证他们一份大体上有尊严的收入是必要的。

    “慈善事业虽然具有道德功能，但慈善组织不能成为无本之木。”郑功成说，“这种不承认慈善事业也需要管理及运行成本费用的观念，不仅让一些慈善组织陷入发展困境，其工作人员也不可能职业化、高素质化，直接限制了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。” 

    误区二：对善举，习惯“不问效果问动机”

    北京慈善家李春平，为贵州一位素昧平生的贫寒少女捐赠30万元现金，作为骨髓移植的“救命钱”。30捆百元大钞摆放在少女病床前，照片惹来质疑不断。

    有“中国首善”称号的企业家陈光标，几度高举钞票与灾民合影，又“出位”地宣布自己死后将“裸捐”，其高调言行被指“暴力慈善”，屡次陷入口诛笔伐。

    “只要是真正帮助了他人的善行，都值得肯定与尊敬。以貌似高尚的言论来拷问行善者的动机，而不看行善者的真实奉献与慈善效果，是慈善事业的又一大认识误区。”郑功成说。

    郑功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据他观察，在不少赈灾募捐场合下，由于“旁观者指责过度”现象泛滥，无论企业还是慈善名人，不时会陷入“捐不好不如不捐，捐少了不如不捐”的尴尬境地。

    “有的人不看别人拿出的是自己合法拥有的真金白银来助人，而是一定要窥探其‘不良’动机，并引领一些围观者，形成强大的负面压力。这种唯动机论与苛求行善者的行为，至少不是良善的，因为对行善者的不公，即是对慈善事业根基的直接损害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郑功成主张，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应当不问动机、只求效果。“可以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慈善行为，也可以理性地引导行善者尽可能以‘平等的姿态’来行善，但不应当臆想行善者的动机不良，更不能让行善者遭受不公正的指责与拷问。”

    郑功成还指出，该认识误区还表现为，惯于将慈善事业中的“道德追求”与“利益追求”对立起来，而不是让行善者有收益，让有收益者乐于行善。

    “尽管慈善事业是道德事业，但在市场经济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条件下，要求所有人参加慈善都是基于无私奉献，显然是不现实的，也不利于激励大众参与。”他建议，应当对行善者给予相应的激励，这种激励既可以是精神方面的褒奖，也可以是经济利益的回馈。

    “对于个人而言，精神褒奖是必要的；对于企业而言，一定的经济收益回报也是必要的。从国际上看，许多国家对慈善事业给予税收减免，即是一种激励；我国香港地区对有贡献的行善者授予‘爵士’、‘太平绅士’等荣誉头衔，更是一种直接的精神褒奖。”

    误区三：慈善组织“去行政化”等于“排斥政府”

    “郭美美事件”之后，慈善机构如何“去行政化”，成为热门议题。

    但郑功成教授提示，需要警惕慈善事业陷入另一个误区：将政府与慈善组织或社会组织截然对立，非此即彼，从而排斥了政府与慈善组织有效合作这一选项。

    “‘政府包办’与‘排斥政府干预’两种极端取向，正在阻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。”他表示，“郭美美事件”曾引发全民围观，不仅使做过无数好事、善事的百年老店──中国红十字会受到极大损害，也连带了几乎所有具有官方背景或与官方有联系的慈善公益机构。

    “此后，有的人不是基于善爱之心来督促和帮助慈善事业大发展，而是简单地将慈善事业与政府完全对立起来，全面抨击、否定慈善事业，甚至号召人们不再捐款、不再行善等，导致整个慈善事业陷入迄今仍未走出的低谷。”他表示。

    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发现，受2011年慈善透明问责风暴影响，去年各级红十字会系统接受社会捐赠同比减少近6成。

    同时，数据显示，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已超过34.6万个，但无名分、制度缺失、市场利益驱动等，也使一些“草根”组织陷入无序状态、诚信危机，不良慈善丑闻时有发生。

    郑功成教授提示，尽管政府包办慈善公益事业是不当的，慈善公益事业最终应当回归民间，并主要由社会组织来推进，但不应忘记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非一日可以改变。“在承认政府可能失灵的同时，还应当承认，市场、社会机制也可能失灵。”他说，“转型时期，中国至少应当允许慈善事业的多样化，既要让民间的慈善组织有足够的发展空间，也要继续发挥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的优势。”

    他还提示，对慈善事业，政府力量至少应当在法制建设、财税支持、有效监管等方面，担起更大的责任。“政府还要努力将法定的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。社会保障不可能满足国民的全部福利需求，如何充分调动社会力量、利用好市场力量？政府责无旁贷。”

    郑功成教授最后强调，无论是何种慈善组织，都应当“去行政化”，只担当行善的责任，而不能步入官僚化的窠臼。“此外，必须培育一批让公众信赖的慈善组织与慈善品牌，而不能让‘假冒伪劣’的慈善活动和无序募捐现象有存在的空间。”